温玉成 论中国汉传佛教图象鉴定 今天我给大家主讲的题目是《中国汉传佛教图象鉴定》。第一点，佛教的图象数量非常大，历时非常久，鉴定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就汉传佛教而言，我们说它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一至三世纪，我称作“仙佛模式”的阶段，以及公元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融合“西国佛画”的阶段。“西国佛画”这个词是中国美术史上和文献的一种记载。我们日常所说的就是“键陀罗”、“笈多”式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结合的这种形态。这样看来，佛教的造像在我国已经历时一千九百多年了。而佛教的图象种类也非常繁多。佛像、菩萨像、弟子像，包括罗汉、祖师这一类的造像。另外还有各种护法像、供养人像等等，种类非常繁多。可以这样讲，我国的佛教的造像是我国最大的一项文化遗产。数量之大超过任何一项遗产。比如瓷器数量很大，青铜器、玉器等等数量都很大，但是它们的数量总的来说比不过佛教的图象。因此，我们要鉴定佛像必须要研究这一千多年来佛教向的演变规律是什么。当然要想了解这一点就需要认真的学习，多次的考察，反复的琢磨。我想大概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掌握不了这个规律的。第二点，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佛教图象的鉴定。佛教图象的鉴定说的明朗一点讲就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图象是古代造的吗？还是近现代的工匠仿制的？也就是说它是真品还是赝品？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鉴定这个造像是什么年代的？当然，这里有粗细两种说法。一种大的概念说，北魏的，唐代的，宋代的，这是一种说法。如果研究比较深入的话，你就能够分清是北魏前期的、北魏后期的，唐代早期的、唐代中期的、唐代晚期的等等。所以，时代的鉴定也有粗细之分。第三个问题，鉴定的内容就是它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题材？这是个定名的问题。所以，佛教图象的鉴定，我们总的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三项问题。现在我谈第一个，关于真品和赝品怎么区别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佛教是被人们信仰的一个宗教，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也就不存在赝品的问题。大家造出来就是为了供养，为了崇拜。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考古学家，美术家到中国来调查造像并且把这些信息传播到了西方大的博物馆和收藏单位。因此，大概在1900年到1910年前后，因为这些佛教的艺术品具有商品的意义，就是值钱，可以卖钱了。因此，就有人开始仿造古代的造像。然后，借以牟利了。到1949年前后，这个现象基本停止。停止的原因就是因为外国人来不了，不可能随意到我们各地走动买佛像和菩萨像。第二，因为这个阶段，佛教的图象已经没有商品价值了，不值钱，所以就没有人造了。各别的仿制是为了研究用，也有。比如说，我在龙门石窟的时候就有一个老石匠仿几个飞天送到广交会去展览，是作为一种工艺品，这是各别现象。大量的仿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繁荣了。艺术品的市场繁荣了，因此无论石头的、金铜的、瓷器的、木雕的，各种各样的赝品都出现了。所以，市场也就很混乱，仿制品更加猖獗。而且这些仿制品逐渐地就有一批专业人士去指导他们仿制。比如说青铜像的配方怎么配？锈怎么做？锈分几层等等等等。有一些化学家参与其中，因此，鉴定工作也就越来越困难了。那么真品与赝品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这里概括地讲，真品和赝品的区别我主要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任何一尊造像，无论从它的面型、它的手印、它的姿态、它的服饰都应该符合该时代的风格，符合当时代的造型规律。这一点，说起来很简单，很明确，但是要掌握这一点，我刚才所说的，你没有十年二十年的经验，它的面相是什么样的？它的手印是什么样的？它用的法器是什么样的？这个需要长时间地积累知识。第二点，就是看看一些装饰和造像细节对不对。大家知道，仿造古代佛像的人，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图利，所以他往往把一个像的大样仿下来，细部就忽略了。因为这个需要精工细作，需要参考很多的图。因此，有些像在造的时候，这些工匠就偷工减料了，把一些细部的东西粗略化、简化，因此观察的重点，特别是它的背光、背光上的佛、火焰纹、菩萨的饰物、飞天，还有佛座的狮子、供养人等等，他们往往忽略掉了。因此，观察它的细节可以判断真伪。第三点，凡是古代的造像都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时光。因此，都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一般行家讲叫做“包浆”或者“皮壳”。就是在造像的外部，表面的部分，如果是真的造像的话就会形成一些长期氧化，风吹日晒、雨淋的变化。这些变化看看有没有。我们拿这个像来看，这个像是北京一位私人收藏家收藏的北齐时代的菩萨。大家看，因为它是石雕的，大家看这些细部，这个就叫包浆，这是石灰岩碰到了雨水、空气形成一种碳酸，这种碳酸和石灰岩能够产生反应。所以时间长了就形成这种包浆，这个氧化的痕迹，这些部位都有。青铜像也是如此，不过它的包浆形态可能不一样而已。所以，现代人工造的佛像，为了造成这种历史的陈旧感，他们往往采取了一些“做旧”的手段。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像以后，看着新新的，他就用酸往上泼、往上抹，因为酸和盐会起化学反应，但是它那种陈旧感只是变成了灰灰的、脏脏的那种感觉。给你感觉很旧、很脏。但它不会出现这种斑驳的、一片一片的这种包浆，它不会产生这种东西。前几天，琉璃厂的一位老板准备花二百万买一件唐代的石佛像，请我去看。我一看告诉他这个像是用酸做旧的，造型总的形状像唐代的，但它里面出了个小裙，这个往往是宋代才有。所以造型也漏出了马脚，有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佛教造像的鉴定有相当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你稍不注意，如果是专业的知识稍不丰富，就有可能被蒙骗过去。我们举第一个例子，这件像，是北魏延兴二年交脚弥勒像，公元472年，砂岩的，高41.5厘米。这个在《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25号图。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请各位注意，这样一个假的赝品被我们专家收入到了《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里面。当然，这件像最先收入的是台湾出版的《中国古佛雕》，这件作品大体一看时代风格像是北魏的，而且是云岗时期作品。要仔细观察暴露出了问题。北京大学的杭侃博士最早指出了这件像的问题，他的论文登在中山大学出版的《艺术史研究》这个杂志上。主要指出几点：第一点，大家看，这个佛像应该有身光、有头光，这个身光和头光因为表示佛有无限的光明，所以古人在做的时候，很慎重的而且很认真。这个框架的圆圈和里面的圆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棱。而且最里面这个圆圈突出的棱应该差不多高于或者等于这个佛像的面部。当然，这一件就是草率从事了，很低、很细。没有头光、身光，突棱很模糊。第二，衣纹的做法。北魏时期衣纹表示大的褶皱，这上面还有细线刻衣纹，表示它的褶皱。这个上面衣纹线刻有了，大的褶皱省略了。不符合那个时代在扁圆状隆起的衣纹上加刻细线。第三，大家注意，它披的这个袈裟最后甩出去不知道怎么交待了，它不知道这个袈裟应该挪哪去了？所以它就糊里糊涂地两腿之间甩出一道来。和尚穿袈裟没有这种穿法，这也是不对的。再有，看这个台座，它这个台座立面很窄，这个不符合规律。因为古人在造这个像的时候立面要有一定的宽度，干什么？中间雕上佛山炉，雕上两个狮子，雕上供养人，但是，它这个东西光光的、窄窄的。所以我们可以判定，这件被收入了两部重要著作的，一个是台湾出版的《中国古石雕》，这件东西是个赝品。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一佛二菩萨，一个大的佛龛造像。这件像高度在251厘米，石灰岩的；时代也相当于北魏；收入日本出版的《大原美术馆》第四卷东洋之艺术图三十，日本天皇平成六年五月一日出版。这件像是几年前我在大原美术馆参观的时候发现了它的疑点，而且我当即就告诉了随行人员。但是日本人好象到现在没引起重视。这是一个赝品。有哪几点可以举证的呢？第一，它的袈裟皱褶，特别是领子部分的袈裟的皱褶表现得不对。它的左手下身，大家看到佛的左手下身应该是提袈裟的一角，表示继承佛法，继续地弘扬佛法。我们说传了衣钵，这个词年轻人不太懂。就是老和尚穿的袈裟往往传给弟子，或者把自己吃斋的钵传给弟子，弟子继承了老师的衣和钵。这个它应该是抓着袈裟的一角，表示继承了老师的衣钵继续弘扬佛法。但是造像的人不懂这一点，所以随便抓了个园的东西，不知所以然。第二，就我在大原美术馆参观的时候，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它，没有任何包浆。石灰岩的外皮看不到任何的包浆，也就是说它是新做的。第三，虽然说这个做赝品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能干的高手，但是我们如果熟悉那个时代造像的话，就会看到它面相比较生硬，不是面部带微笑的龙门期的那种作风了。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就我在日本大原美术馆的参观印象来看，大概大原美术馆、雕塑馆陈列的赝品不止这一件。我就不一一地点到了。第三个例子，我们介绍一下北魏造像的方座。这个北魏造像的方座是刊载在哪呢？它的题目叫《郑州发现北魏石刻》，刊载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组办的《华夏考古》这个杂志，1990年第4期。这就是说作者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作为一个学术材料公布。这个方座我这儿有个示意图，一个长方的座，上面有个孔是插佛像的，三个面都有雕刻，是这样一个形态。这是它的正面，它的正面的形象，雕了两个狮子。而且它故意地做的残残的。这个方座的左右是两组供养人，供养人的后面还有牛车和马车，男左女右，它后面是一个造像记。这样一个方座，发现的地点是当年陇海铁路的一个办公室，老的废弃的办公室，在这里发现的。这件东西，我们先看看它背后的造像记，背后的造像记，我把它通读了一下，发现这个造像记是由龙门石窟著名的“龙门二十品”里的三品拼成，这一品里面取几个字，那一品里面取几个字，拼成了这么一个造像记。因此，如果你懂古文的话，就读不下去，它都是半截话。而且它的年代，它最后说大魏正光二年岁次癸巳。正光二年的岁次不是癸巳，是辛丑。造像记的内容读不通，是由别的三个造像记拼起来的，年代和干支不对应。最后，我们就找到了它所依据的原作，是陕西的这个造像，这是人家的正面、人家的左面，人家的右面，人家的造像记。他把造像记换了，然后抄的这个。所以，这个当做考古新发现的一个资料，原来是一件赝品。我们现在举第四个例子，我没带图片。是上海博物馆陈列的佛雕造像里，有一幅石灰岩的雕刻，这个像有一个造像记。我在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它没有包浆，而且人物的形象也相当地生硬。最初，我就断定它是一个赝品，我就给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发现你们博物馆陈列的一件东西是有问题的。这位馆长也很客气，当天晚上就和他的副馆长到旅馆里面来看我。说“温老师，请你给指正指正，明天到我们馆去，看看为什么它是赝品，给我们讲一讲”。第二天我就去了，给他们讲这个东西是赝品，为什么？没有包浆，很生硬，有些细节刻画的不对等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另一位佛教考古专家、美籍华人C先生，请我在希尔顿饭店吃饭。问我白天到哪去了？我说我到上海博物馆去了，看见一件赝品，假东西。他说：人家也请我去了。我说：请你去了，你看了之后怎么表态啊？他说：他跟人家说是真的。我问他为什么说是真的？他说“你年轻，你不懂，人家这个东西是从北京琉璃厂买来的，买了以后又经过入库，专家认证，展览之前又经过专家的认证才把它摆出来，你一说假的不是得罪一圈人吗？”我一听，这不等于把我给出卖了吗？使我在上海比较没面子了。所以第二天我就带了个小板凳，我也不通过他们领导，我买门票进去了，就坐在那个像前开始画，画这个像，记这个像的造像记。结果，最大的破绽就出来了，这个是唐高宗麟德几年造的像，就是李治时代造的像，造像的主人叫“张世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李世民是李治的父亲，这个时候唐高宗已经当了皇帝了，他父亲的字是世民，是任何人不能用的，犯忌讳的。连观世音都把“世”字给避讳了，观音观音，不能加“世”字了。但是后来朝廷说了“佛”不犯忌讳，观世音还叫观世音，普通老百姓张世祖除非冒着灭九族的危险，他才敢起这个名字。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一时找不到图片，1992年我见到这个像，不知如今是否仍在展出，有几年没有去看了。第五个例子，就是这个像。这是个金铜像，而且做了很多的锈。据收藏者讲是南朝的造像。我们仔细观察，这件所谓南朝的造像，一佛二弟子，有身光、头光，有两层方座，它的明显漏洞有三点。第一，所谓的南朝造像，它的面相并不是南北朝时代的风格。左手抓袈裟的一角表示继承佛法，大家看，变成了手里拿着一个小棒槌一样的东西，造假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抓了一个东西，做了一个像小棒槌一样的东西，已经不是袈裟了。第二，两个弟子。自南北朝以来就是释迦的两大弟子，代表性的两大弟子，就是大迦叶和阿难，一老一少。因为大迦叶原来是个外道，岁数比释伽牟尼岁数还大，但是后来经过长期地跟释伽牟尼辩论佛法，最后决心归依了佛法。所以他做一个老像。那么，阿难是个小弟子，是释伽牟尼同父异母的一个小弟弟。释伽牟尼出生，按照现在佛教的记载，释伽牟尼出生以后不久，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他的姨母把他抚养大，他的姨母后来实际上就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了，然后生下了这个阿难，所以应该是一老一少。但是这个造像里面一个模子放了两个。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是没有这种规矩的。第三，背光上的火焰纹做得生硬草率。台座上的纹饰也非常粗糙。大体上我观察是仿造现在有的一个比丘法恩的造像做的。要注意它的锈是酸咬出来的。在这个空腔之内有少量的金刚砂，金刚砂是现在铸造所放的东西，古代不可能有金刚砂了，只能有黄泥或者沙土。所以，这个像是肯定不对的。第六个例子。前天，我在中央电视台二套给他们做鉴定时，又有一位先生从南京带来这个像。大家看一下，这个像，它的时代仿造的是北朝前期，从它的佛的姿势看是北魏前期的东西。我们看看它的头的细部，这是它的侧身。各位请注意，它是做了半面，背部是平的，前半面突出来了，后半面是平的。我们再看它的背面，平平的背面上有一个方形的框子，框子里面有年号。这一件东西肯定是不对的。虽然说，它的大体样式取自北魏前期的样式，手的姿势等等。但是它的面相绝对不是北魏的面相，北魏前期的面相是一个椭圆形的脸，它是一个长方形的脸，眼睛立起来了，嘴角也很生硬。这些造型多不是北魏的造型。只有前半身，后半身平平的。北魏时期很少见。另外，在佛的背上搞这么个方框著上年号，这是极大的不敬，是很少见的现象。因为佛是非常神圣的，不可能在佛的身上卡个章，这是没有的。另外就是它的锈，这个锈显然是酸咬的，而且这个酸咬的锈，做得人为了东西好买，正面看锈很少，为了光洁可爱。而侧面看锈很多，为了表示它很陈旧。所以一望而知是个假东西。上面我举的这几个例子是谈真与假。下面我们谈年代问题。佛像的年代问题怎么讲？现在很多人说他们是鉴定家，一看什么朝，什么朝的。你请小心行事，为什么？因为佛像的年代问题至今在某些段落，学术界都没有解决，这是个学术问题。换言之就是研究了一辈子的专家有些事情还不敢下断语，你一个初出茅庐或者走江湖的，看过几个佛像，或者某些私人老板玩过几年佛像就说一下子能断佛像的年代，此话是不可信的。我举第一个案例，是大名鼎鼎的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学术价值很高。现在也被我们的媒体吵的非常热，但是敦煌石窟的断年问题应该说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就敦煌而言我举三个例子，第一，敦煌最早的这批洞窟包括272、275、268，大家公认最早，这批洞从形质、窟性来看、从造像来看最早。最早，早到什么时候？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敦煌的几位专家为代表，认为这是北凉时代的东西。大致说，公元420-440前后的东西。北京大学的某些专家对于这批最早的洞窟提出的学术见解是这个早不到那个时候，起码应该再晚60年左右。应该在480、490这个时候。420、440属于十六国，480、490属于北朝，从大的时代看两大段。所以这样一批洞窟，我们研究了一百年，而且被炒得非常热，专门设有敦煌研究院，上百名专家在里面成天研究，结论到今天仍然有分歧。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敦煌的隋代洞窟。在80年代以前，各位可以读敦煌的出版物，它讲隋代的洞窟有120个。整个当时洞窟公布的是480个，有120个是隋代洞窟，占四分之一。九十年代以后敦煌研究院的人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说有80个隋代窟。也就是说，无形中他们承认了已经有40个窟被划错了，或者是北朝晚期混到了隋，或者唐代初期混入了隋。总而言之由120个变成了80个，40个窟被否定，不是隋代的。第三个例子，就是最晚期的这个窟465窟。原来定的是元朝，近年又有一批学者提出来是西夏的，不是元朝的。我举这第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佛教的图象的断年问题是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有一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哪位先生、哪位女士在那里吹牛说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朝代的，那绝对是吹牛。因为学术界都没解决，你怎么就解决了？那只能说你太狂妄自负，太说话不负责任了。当然，我们不否定敦煌石窟中一些重要的窟年代已经确立。我讲这个话不要产生误解，不是说敦煌的洞窟年代都不可信了，那到不是。就是某一阶段存在着学术争议，多数窟是解决问题了。我讲第二个案例，是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有著名高僧玄奘题名的石佛座。照片不太清晰，我来给出个示意图，第一是莲花，底下是方座，上面是莲盆，上面有个槽，上面是放像的。然后在方座的右侧从中间开始向右侧有造像记。怎么讲的？“大唐龙朔二年三臧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这么一段题记。这件文物高43.5厘米，下面的方座宽是51厘米，上部的莲盆的直径是41.5厘米，整个这块石头的重量是191.6公斤。1956年从陕西省铜川县玉华宫采集的，国家博物馆收藏而且定位一级文物，定为国宝，现在还在国家博物馆放着。这件东西的疑点是什么呢？我仔细观察了它的莲座，这个莲座雕的莲瓣纹上面有云头式的装饰，这个在我们学术上有个术语叫做“宝装莲瓣”。这个宝装莲瓣的出现是在唐玄宗时代，一般说顶多早到武则天晚期。唐高宗时期绝对没有。而我们这个题记的年代是大唐龙朔二年，是唐高宗早期公元662年。这种莲瓣大体说是公元700年前才有，而这个刻的题记说它是662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这个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所谓“三藏”是什么呢？经、律、论。佛经，佛教的律，律就是章程、纪律；论，高僧对佛经的阐释。这叫做“经、律、论”称作“三藏”。精通了经、律、论的人被称为三藏法师。身份比现在我们的院士还要高，这个身份是什么呢？是佛教界的人对某些高僧大德的一种尊称，比如鸠摩罗什，大家称说他是三藏法师；比如北魏的菩提流支，大家说他是三藏法师；比如玄奘和后来的义净，大家尊称他们为三藏法师。但是向来没有人自己称自己为三藏法师的，那也太不要脸了。当然目前在我们社会上有这种人，自己把自己封得很高的，不要脸的人不少，甚至形成了文化流氓，那就不要脸到底了，这种人也有。但是古人尚不至于如此，玄奘这样的人更不至于如此。玄奘向来自称是“比丘玄奘”、“沙门玄奘”，就说我是个和尚，我是个出家人。我们查所有玄奘的文献都自称为“沙门或者比丘”，没有自称为“三藏法师”的，所以这个是可疑的。再有它造像的题记的形制也非常可疑。这么宽的一个面不从头做，从中间往后面做，前面半截空着。我们去看造像记没有这种做法。如果说需要有空，我们可以在中间做佛山炉、做狮子，把这个题记匀称地分配在两边，这样也好看。但它不是，前半截空着，后半截开始做。我的判断是这件佛座是盛唐时代的一个真正的佛座。由后人，究竟是清朝人还是民国人还是我们解放后的人不知道。被加刻了玄奘的造像题记。这个东西不是全假，但是有毛病，有问题。我们举第三个案例。这位在福建省泉州清源山的老子像，现在是露天的，原来上面盖着有小的殿堂，殿堂已经毁掉了。这是老子像，高5.63米，厚6.85米，宽8.01米。这个像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也是国宝了。那么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把它定的时代是宋代，你去检索所有的这个资料标的都是宋代。它是不是宋代呢？他们说是宋代根据什么呢？我查了查定它为宋代的根据主要是一条，这个像的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建筑构架。原来有个小殿，现在这个殿跨了，所以椽子、梁还在周围放着。建筑专家认为那些梁、那些椽子和宋代的营造法式相一致，宋代有个建筑界的一个规范的东西叫做《营造法式》，说这个建筑规矩属于营造法式，是宋代的那种样式，因此推断这个像也是宋代的。但是，我也就此做了一些研究。像刘敦桢先生、梁思成先生，他们所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找了相当多的资料证明，不错，宋代营造法式作为国家的一个建筑法典公布以后，大家都按照这个法式来做。但是，不是说宋朝一灭亡了，这种法式就不做了。这种宋代的建筑风格一直延续到元代。所以宋代和元代在建筑风格上大体上是没有区别的。仅仅依据它建筑结构符合宋代就判断老子像也是宋代的，这是危险的。大家看到，这位老子像和我们看到的别的老子像都不一样。他的姿态很自由，往后一倚，手扶着膝盖，这只手好象是扶着一个案，很潇洒、很飘然的样子，耳朵大大的，而且非常夸张。这样的像宋代能出现吗？我告诉各位，宋代不能出现。为什么宋代不能出现呢？因为宋真宗的时候公元1013年，皇帝下令遵奉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就是说他的身份宋代被尊为帝的，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皇帝和有高级身份的人是不能这么自由倚靠的，他一定是端坐的、很庄严的形态。请大家看四川大足北宋的老子像，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两边还有侍从人员，我们再来看南宋的老子像，这是安岳那边的，也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这种非常突出的大耳朵图像见于哪里呢？见于河南嵩山少林寺金代的一个造像，大家看这是一个老子。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是孔子，这边是老子，三个圣像，是金代的。各位知道金代的时候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全真道是主张三教融合的。他们不认为老子是上帝，是皇帝。只认为他是一个大理论家、大哲学家。因此他们把老子的形象从神坛上拉下来，不作为皇帝。这种像在泉州出现只能是元世祖灭了南宋，占领南方以后，全真道从北京传过去了，把这种大耳朵的自由自在的老子像带到了南方。因此，这个像的判断只能是元代，不可能是北宋。我们比较了几个图象大家就可以判断了。泉州清源山的老子像只可能是元代的。下面我来给大家讲定名的问题。佛教的图象千千万万，究竟它是哪个佛？哪个菩萨？哪位护法？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也给大家来举例说明问题。给大家看的第一件是这个，新疆青玉雕的菩萨。外边是贴金箔的，一个是它的正面，一个是它的背面。下面有莲座。这个菩萨，我们先说他的时代，刚才我已经把诀窍告诉各位了。菩萨的耳朵上出现一缕发在耳间飘过，这个是唐代以来才有的一种形象，当然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中原地区大概延续到宋、金时代，元代就不怎么用了。但是这些边远的地区延续到明，还有这种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上限是肯定的，不会早于唐代，这件像是北宋的。北宋的什么像呢？大家注意它的右手，这件像青玉贴金做菩萨像，高30厘米，是新疆青玉的，某私人收藏家的。头上带了一个三花冠，头上有一屡发从耳间过。所以我们判断它是典型的宋代菩萨像。它是什么菩萨呢？它的左手拿了一个小果子，柯黎乐菓，这个果子是一种热带的植物，中国没有。这种果，有病没病都可以吃，是一种保健品。因为这个像我仔细观察过，它做得很巧，这个柯黎乐菓，本来是块玉，正好它果子里面还有几个黑斑，好象有子的样子，很巧。我们可以根据《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以及其他一些经典确定它的名字叫“药王菩萨”。这种像是中晚唐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明代以后不见了，它有一个历史阶段，中晚唐到宋元，有药王菩萨。在敦煌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它的壁画和雕塑。这件像一般经验不丰富的就不好定了，你说他拿个东西，很多人会把它认为是摩尼宝珠。但是仔细观察它是有尖有根，里面还有子的。它显然不是摩尼宝珠，它是柯黎乐菓。因此，这个像是比较难定名的。我们举第二件，1959年在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了一段棉布。白色的棉布，蓝色的印花，印的是这个图，这个图我们已经特意做了。这个图象有一条龙横卧着，边上有一个像，这个像有头光，好象是一个女性的像。抱着一个细管状的东西，这个管子状的东西上面好象冒着气泡类的东西。时代应该是三国到西晋这个时代。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发现的时候把它定名为“佛”，但是后来又发现这个不应该是佛。佛也没有这个姿态，所以后来他们又改了说是“菩萨”。但这是哪个菩萨呢？就没有下文了。没有人进一步解释它是哪一个菩萨。这件像登在《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66页，1999年出版的。当时定的是菩萨像。这件像要想定名需要熟悉西方的艺术史，光了解中国的佛像图象是不行的。我在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了一件类似的像，但是那个是石雕，在一个花园里面放着这个像。也是抱着一个器物，这个器物一头细，一头粗。高处好象还有一些水或者气泡在冒。那件像的时代是公元一世纪，各位知道公元一世纪维苏维火山爆发，把整个的城淹没了。我们现在经过百余年的挖掘，清理出了庞培城的一些古代遗迹，其中就有这个。这个像是什么像呢？是希腊化时代的丰收女神像，它既不是佛，也不是菩萨，它是希腊的一个丰收女神。抱着这个器物也是两河流域古代波斯经常发现的一种器物叫“莱通”，莱通是什么样的？像牛角一样，一头细，一头粗。细的这头往往做一个兽头，盛水或者盛酒的一种用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被定错的像当中甚至把希腊的神定做是中国的菩萨，这是错误的。我顺便说一下，在尼雅的遗址里面还出现了典型的有翅膀的丘比特，小爱神。这是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尼亚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原画是彩色的。我们来举第三件，就是这件像。这件像是湖北省钟祥县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件像，公布在《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1号头版，定名为金佛像。这个像很显然它是一手持着“髅器”，一只手捧着“除杂棒”，头上有火焰状的头冠。它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马哈嘎拉，也就是大黑天神。这个墓的主人是明仁宗的第九个儿子叫朱瞻垍，他去世的年代是1441年。就是说这个像是明代前期的一个马哈嘎拉的大黑天神像，而不是金佛像，是铜制镏金的藏传的马哈嘎拉，也就是大黑天的形象。我来举第四件，这个像是云南省巍山县出土的一个石雕像。白毫中还填了一戳黄颜色。这个像也被定为佛像。但事实上它不是佛像，它是婆罗门教崇奉的大梵天像。证明它是大梵天像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黄颜色涂抹的为了醒目。所谓螺髻像一个螺丝似的盘起来，佛经里直称为“螺髻梵王”。第二，它带有耳环，我们北方的佛在唐代是不带耳环的，当然晚期也有带耳环的。 这个时代是公元九世纪，相当于我们内地的晚唐，是南诏国后期的作品。所以被误定位佛像，实际上它是大梵天像我来就前面的讲演做一个小结。佛教图象鉴定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比较困难呢？我刚才说了它很复杂，时间有1900多年。种类又非常多，难点很大。第二个原因是这方面的专家非常少。各位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前极左路线的影响，佛教及其佛教艺术的研究几乎成为禁区，被当成反动的、封建迷信的。在文化革命前，据我所知只有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有一些做佛教考古的专家，另外就是敦煌研究院和龙门研究院有少数的研究人员从事这项研究工作。那个时候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这些大一点的研究单位都是不研究佛教的，收藏了一些东西，但是不研究的。你们去检索，他们在80年代以前不会有任何一篇论文出现。所以这样的专家很少。近一二十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又有一批中青年的专家在成长中，可以说形势发展了，但是他们还不是很成熟或者说很不成熟。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不久前，CCTV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节目，曾经出道选择题“中国最早的佛像造像出现在什么时候？”他列了一二三个选择，西汉、南北朝、唐代。最后公布正确的结果是中国最早的佛像造像出现在西汉。这是出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节目上的。稍有历史知识、稍有佛教知识的人都知道西汉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这个时代全世界的佛像还没有诞生，佛像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的佛像我讲的以神仙为模式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这些佛像，也就是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就是东汉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所以中央电视台二套闹出这种天大的笑话，为什么呢？不奇怪。因为懂这一行的人并不多。现在市场上也有各种各类的文物鉴定的书籍，这些书籍我大体翻看了一下，大部分是东抄西拼。可以说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搞明白，自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你抄我，我抄你。所以这些书籍也往往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建议你想钻研的人要潜心读几本好书，大量观察有关的文物，不断地去增长才干。经过一段时间使你自己变得成熟起来。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如果你要读中国佛教史方面的书，大家可以读汤用彤先生（就是汤一介的父亲，原北大的副校长）先生的著作，可以读陈垣先生的著作（前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可以读任继愈先生的著作（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纪中院研究所所长、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我列举了这三位名家。你要想了解中国佛教考古学，可以读北大阎文儒教授的著作、宿白教授的著作。还有常书鸿、段文杰、贺世哲、马世长，樊锦诗、刘长久等先生的著作。如果对美术史很感兴趣，而且研究佛教必须研究美术史，请大家来读中央美院王逊、金维诺、浙江美院史岩、鲁迅美院李浴、西安美院王子云和台湾颜娟英、陈清香、新加坡古正美、法国熊秉明等先生的著作。我最后预祝我们网友无焦无躁，安心修炼，你们终究会炼成正果的，会有很好的收获和成绩。这一讲到此结束。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国学经典|文物鉴定|佛造像鉴定|瓷器鉴定|玉器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珠宝鉴定培训文物艺术品鉴定培训尽在上海金城文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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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绍棣编著《张政烺先生年谱》 2019-06-13 09:36:19 1959年秋，我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与陈绍棣、张万仓、王宇信、雷从云、丁明夷、胡仁瑞、白云哲、林秀贞、蒋庭瑜、陈振裕、胡美州、姚义田、张锡瑛、任常忠、李绍连、马忠理、廖伟章、高英民、杨来福、（以下七位同学已经去世）孙开秦、辛占山、郑允飞、刘建华、於富顺、郭振禄、杜在忠等，在燕园寒窗五年（1959.9—1964.7）。 当年，张政烺先生（1912—2005年）为我们讲授《先秦史》。先生手提一个蓝色包袱，里面是参考书。一口胶东话，慢慢道来。不时板书，敲敲脑袋。我当时，年轻气燥，常常心不在焉。可谓“言者谆谆，闻者渺渺”。大三以后，我选择了阎文儒和宿白教授主持的“佛教考古”，与《先秦史》很少接触。 后来，我被发配到洛阳“龙门石窟”工作，面壁三十六年。渡过“昼读古史，夜数繁星”（翦伯赞语）的岁月。 岂料，因缘际会；我七十岁后，竟然“跳出如来佛手心”，重新研究中国上古史。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青藏高原、乃至天山南北，作考古调查，上下求索。 最后，为了破解千古奇书《穆天子传》，我必须“白首穷经解万难”，去追溯遥远的往日。此时才痛感需要向张先生请教，而悔之晚矣（拙著《“穆天子传”真相解读》，30万字，待刊）。 近日，绍棣兄赐以大作《张政烺先生年谱》。他是张先生的亲灸弟子，为人诚朴勤奋。古人讲“大智若愚”。在我看来，张先生，“大智”者也；绍棣兄，“若愚”者也。 《年谱》不但“复原”了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展示了他的重要学术成果；还对八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历程，做了扼要回顾，功莫大焉。 张先生无愧是我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年谱》引述众多专家之评论，众星捧月，言之详矣。前一段闹“国学热”时，不少人大谈“南饶北季”，竟然很少提及张先生等著名学者。 当然，张先生作学问，也有小小不足。我仔细阅读《年谱》，发现了张先生考证之失有三处。 一、《跋唐蕃会盟碑》（载《文物》月刊，1959年7期）。张先生提出《隋书》附国、《后汉书》发羌，“附”、“发”与“蕃”字音相近，从地望考证可以肯定就是藏族。 据我的考古调查，“附国”在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地区。已发现“王陵”是巨型土堆冢；当地使用的“道孚语”，不属于藏语系统。当地群众自称“木雅人”，也就是《北史》记载的“婢药”。后来公元6世纪下半叶，有一部分融入“党项羌”之中。公元664年北徙。后来建立西夏（拙著《西夏“頌祖歌”新解读》，载南京大学《大众考古》，2017年1期）。 而“发羌”，可能读作“蕃羌”。“南凉”的秃发乌孤，似乎可以读作“吐蕃乌孤”。秃发乌孤的长子秃发樊尼，在公元440年率部入藏。被尊为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参见：根秋多吉主编《康巴奇迹》，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2月刊）。 二、《殷墟甲骨文“羡”字说》（载《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9月刊）。张先生考证，此字一“为氏（或族）名”。这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据我们考证，“羡”是商纣王父亲的名字。见于今本《竹书纪年》，而不见于《史记》。 我们在写《穆天子传真相解读》的考古调查中，解读“封嫫纣于河水之阳”。“嫫纣”就是“母纣”，纣之母亲也。在甘肃省景泰县有“羡台山”、“母家山”相邻，并且在黄河上有“朝殷古渡”。从而证明，纣的母亲属于河宗氏。故有此二山。“羡台山”上，发现了古建筑遗迹。商朝国王与河宗氏通婚，仅见于《穆天子传》。 顾颉刚先生在《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载《文史哲》一卷二期，1951年7月）中指出：一是认为周穆王西巡终点“大旷原”，“算起来，至多只有到新疆哈密”。我们考证，周穆王西巡最远到达甘肃省瓜州。“大旷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北的高原；二是认为“阏氏胡氏”为“匈奴单于后的传讹”。我们研究确认，“阏氏胡氏”是一个部落，位于武威市黄羊镇包家城村。与东部的“粥奴”部落（即“匈奴”，位于宁夏中卫市寺口子村），隔着一片大沙漠。大约春秋时代初，两部通婚，组成部落联盟。 三、《周厉王胡簋释文》（载《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11月刊）。结尾论证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十二年王亡命彘”，绝不可信。我们查阅今本《竹书纪年》，其原文为“十二年王亡奔彘”。即是“王亡奔彘”，不是“王亡命彘”。不知是否印刷错误？ 众所周知，今本《竹书纪年》被纪晓岚、章学诚、王国维斥为“伪书”，彻底否定。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亦不予采纳。张先生亦受其影响乎？ 美国学者倪德卫（1923—2014年），在中文版《“竹书纪年”解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刊）中，指出：“《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而是无价史料”。我们在研究《穆天子传》过程中，也多次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毋庸置疑的、可信的史料。 总之，上述“三失”，瑕不掩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今书此浅见，用悼张先生在天之灵；也感谢绍棣兄蚩蚩之情。2019年6月4日，北京亦庄新康家园，时年八十。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国学经典|文物鉴定|佛造像鉴定|瓷器鉴定|玉器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珠宝鉴定培训文物艺术品鉴定培训尽在上海金城文物学院 http://www.jcart88.com/offline.html
冯时：我们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2016-06-15 12:34:12 冯时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考古学报》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天文考古学科创始人、著名考古学家。 冯时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原来，龙本身就是一幅星图。 人类学家已经发现，距今一万年前，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西亚的新月沃地之所以最早进入农业时代。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地区分布着大量可以被驯化的作物与动物，人类完成了对它们的驯化。但是，仅仅驯化了稻、麦、牛、羊等等，并不能完全支持农业的发生。 “先人还必须精确地掌握农业时间。”冯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原始农业的出现必须以人们对于时间的掌握作为保证，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天文观测。在这个意义上，天文学同样决定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 这位创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并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过去30多年里，以一个个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向世人揭示了天文学何以在东亚这片热土成为中国文化之源。 他告诉人们，“龙的传人”之“龙”，并非传说中的奇异动物，而是实实在在每日从人们头上掠过的星象。通过对“龙”等星象的观测，中华先人完成了时空定位，踏上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征程。 轰动世界的西水坡星象图 浩淼太空群星灿烂，其中的北极、北斗和位于太阳视运动轨迹（黄道）及天球赤道一带的28个星座，即二十八宿，为先人观测天文、确定农业时间，提供了理想坐标。 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仰望星空，人们会发现以北极为轴，天旋地转。为便于观测，先人将二十八宿分成四份，按方位名之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南宫朱雀”，它们与北斗“拴系”，再与北极对应，因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周天运行，成为观象授时的坐标体系。 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这时春回大地，要开始农忙了。 可是，“龙抬头”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茫然不知。 “‘龙抬头’就是黄昏太阳西没的时候，龙星东升于地平线上。”冯时对瞭望记者说，“它告诉人们万物复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农业时间。‘龙抬头’如果发生在农历一月底或二月初，应该是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天象，后来人们以农历二月初二固定了这个节。” 龙星即东宫苍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7个星宿组成，龙抬头即角宿升起，此后，龙星诸宿渐次昏见星空。 龙星的运行位置向人们提示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作物生长，龙星舒展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收获，龙星于西方坠落；冬天万物闭藏，龙星潜伏于地平线下；春天农耕开始，龙星从东方再次“抬头”。如此周而复始。 “正是因为龙星对确定农业时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成为统治者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冯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样，统治者就和‘龙’建立了必然联系，产生了‘真龙天子’这样一种认识，这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7年，中国传统龙年即将来临之际，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土了6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3组蚌塑龙虎图案。其中，45号墓的墓主人东西两侧，各布有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墓主人北侧布有蚌塑三角形图案，图案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 “蚌塑三角图案和两根人胫骨毫无疑问是北斗的图像！”冯时敏锐地指出，墓主人东侧蚌塑之龙即东宫苍龙，西侧蚌塑之虎即西宫白虎，“胫骨为斗杓，会于龙首；蚌塑三角图案为斗魁，枕于西方。全部构图与真实天象完全吻合。” 他进一步揭示了，45号墓穴形状与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经》中七衡图的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和阳光照射界限相合，再加上方形大地，一幅完整的宇宙图形便构成了。它向人们说明了古人所理解的天圆地方宇宙模式、昼夜长短的更替、春秋分日的标准天象以及太阳周日和周年视运动轨迹等一整套古老的宇宙理论。 此前，《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认为，，《周髀算经》七衡图简直是古巴比伦希尔普莱希特三环图泥板的再现，后者约属公元前14世纪，它们描述了一种最古老的宇宙学说。“现在看来，古巴比伦的三环图并不‘古老’，”冯时对瞭望记者说，“西水坡45号墓把它的出现提前了3000多年！” 1990年冯时撰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在《文物》杂志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径自给冯时寄来300美元，说这是翻译费，恳请他将论文译为英文。 二十八宿是否起源于中国，从19世纪初便有争论。西水坡考古发现与冯时的论证，为这场漫长的争论给出答案，也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形成反驳。商周年代学与天文考古学 完成西水坡墓地的论证工作之后，冯时萌生了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想法，开始对天文考古学史料进行彻底清理。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发表西水坡45号墓论证成果的1990年，他年仅32岁。这一年，他还发表《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皆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 从小酷爱书法的他，立志于通过古文字究考历史。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发现商周历法和年代问题不解决，很多古文字材料就无法解读。 例如，甲骨文里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的记载。其中“协田”何意？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祭田祖，有人说是种麦子，因为今天的十一月正好种麦子。关于“众”的身份，从奴隶主到奴隶，大家都说到了，好像怎么解释都可以。 “可是，殷历的十一月会是今天的十一月吗？”冯时陷入思考，“如果能搞清殷历的十一月相当于今天的哪个月份，对这段卜辞的意思就可作出判断。我感到，在研究古史之前，必须啃下商周年代学这块硬骨头！” 但这谈何容易？学术界皆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却鲜有人涉猎，因为太难。 上世纪40年代，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积十余年之力著成《殷历谱》，却被很多人视为其“滑铁卢”。“但我不这么认为。”冯时说，“董先生是受其时代的局限，当时天文计算的精度不行，甲骨缀合整理的成果也不行，造成很多失误。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他说首先要找天文的基点，从日月食上找，这是我们可以算准的，甲骨文中有多条记录日月食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几次日月食算准了，这些天文基点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冯时将甲骨文记录的五次月食进行推考，建立起一个年代体系，再整理甲骨文有关农事的天文记录，发现二者完全吻合。他的研究表明：殷历岁首，是秋分之后的第一个月，相当于今天农历的九月到十月。“这样我们就知道，殷历的十一月，正是庄稼生长的阶段，跟种麦子毫无关系。十二月收获了，就要过年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年节，就是丰收季。这时‘协田’就是祭田祖，那个‘众’就是参加祭祀的人，肯定不是平民、奴隶，而是贵族。这样，这套制度就全明白了！” 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冯时心生一问：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所象何形？说它取象于某一种动物，可在真实世界中这种动物并不存在。难道它的形象与天上的龙星存在关联？ 带着这个疑问，冯时仔细研究东宫苍龙七宿星图，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原来，‘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图！”回忆起当年的研究，冯时难掩兴奋之情，“龙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说它的艺术形象乃是多种形象逐渐杂糅的综合体，而它原始的真实形象则来源于星象！” 2001年，冯时出版《中国天文考古学》专著。他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资料为基础，综合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和天文学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评价此书“有着学科奠基性意义，同时也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 “由于对英国著名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研究，天文考古学在西方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这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冯时在书中直抒胸臆，“中国古人对天的景仰和畏惧使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相关遗迹，这些遗迹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留弃，同时也是精神的留弃，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历史，这便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天圆地方 见证五千年文明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是，长期以来，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还停留在传说阶段。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西方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何在？一代又一代学者倾力求解。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群等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层圆坛与三层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实证。“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冯时的研究马不停蹄，牛河梁的发现为他提供了“重磅”资料。 1993年，冯时发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 他结合《周髀算经》与西水坡45号墓的研究，进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环，由内向外，正是《周髀算经》七衡图显示的内衡、中衡和外衡，分别象征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轨迹，圜丘的内衡直径是外衡直径的1/2，三衡直径呈等比数列，这不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论，还准确表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其显示的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水平，足以令世人惊叹。 2006年，冯时出版《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进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恰是同一正方形内切圆直径（等于正方形边长）√2的倍，如果连续使用这种方法，并省略方图，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环图形；牛河梁方丘，由内向外三个正方形的原始长度都是9的整数倍，是以内方为基本单位逐步扩充的结果，方丘的设计正是利用了古人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的“弦图”的基本图形，也就是九九标准方图。 他的这一论证，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华先人文明水平的认识，也让人们理解了《周髀算经》与《营造法式》等中华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圆”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图形的文化要义——天圆之径与地方之边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国古代建筑平面与立面构图惯用的经典比例，对此，古代匠人手执规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理念尽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贯之。 牛河梁方丘显现的以内方为基本模数的构图方法，与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以宫城为基本模数的设计手法相合，同样是五千年一以贯之。中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诠释。破释丁公陶文 探索天文考古学之时，冯时全面涉猎先秦古文字的各个领域，在古文字考释工作中更注意利用新石器时代文字、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文字资料解决先秦古史问题。 “古文字材料由于直出先民之手，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基本史料及考古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冯时认为，“一字之考释不仅有裨小学（古人称文字学为小学），甚至可以重兴湮灭的制度与观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陶盆的残片，上刻十一字，如同天书，其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判若两类，显然不是汉字之祖，难道它是天外来物？ 曾研习古彝文的冯时发现，这些文字与古彝文高度相同，再作细致研究，他以古彝文将其全部释出，于1993年6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1994年在《考古》杂志第一期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他指出，丁公陶文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文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出现了彝族始祖之名“渎”，彝人尊称其为“阿普渎”，文中同时可见以鸡骨占卜之俗，这些内容均可与彝文文献一一印证。 这一论证如同石破天惊，不但为现居中国西南部的彝族与上古时代分布于中国东方的东夷人的族源关系提供了证据，还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长期固守的汉字一统的观念，并为1935年史学大师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考古学支持。他进而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为探索中国文字与文明的起源以及相关问题建立了新的研判标准和研释方法。 沿着“夷夏东西”之线索，冯时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2002年发表《夏社考》、2008年发表《“文邑”考》，将出土文献、殷商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首次根据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出土文字资料证明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夏文字及夏王朝均得到了明确证认，并绳正夏、商、周三代京邑的制度史问题，成为考古学和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使他如鱼得水。他以天文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破解了河图洛书千古疑案，指出河图实为描绘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图，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阴阳数配方位的思想；他撰写《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西周金文所见“信”、“义”思想考》《〈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太一生水〉思想的数术基础》等一系列论作，通过对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对易学思想及儒道哲学的本源进行系统研究，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 他不使用电脑，文献典籍被他存于心中。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在一笔一划地写作，力透纸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冯时先生访谈录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不同的学科里都会利用到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您能跟我们聊聊古文字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的研究特点吗？冯时老师·言 不同学科的研究，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运用古文字材料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对于书法艺术而言，一般只是从艺术的角度探讨文字的书风、字形的结体和破体变化。在狭义的中文系里，较多的则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去研究古汉字的字形、音韵、训诂和语法等问题。至于历史学的要求当然又不一样，首先它得把古文字当作史料来看待。古文字材料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解决古文字的问题不会是这个学科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去解决历史问题。 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最终也是要解决历史问题。可是它和传统的历史学又有不同，传统的历史学只需要利用文献材料就可以，並不要求运用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更不需要研究者要有田野考古的训练。所以说，考古学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不仅要关注古文字材料和文献史料，还要关注古代遗迹遗物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处理古文字材料，同时还得处理与出土文献相关的、能够彼此印证的遗迹遗物。比如我们研究青铜器铭文，自然就会考虑到器物本身的形制特点，会借用考古类型学作为辅助方法去解决器物的时代问题；研究甲骨文，在文字以外还得考虑甲骨的出土层位关系、坑位及钻凿特点。判别文字材料的时代或深入探讨文字内容，可能还要结合遗址的状况和器物的发展。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研究，学者将某个字考释为某种器物，但在考古学的角度看，该种器物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单纯的古文字研究与在考古学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的区别，也说明古文字研究利用考古资料的必要。所以说在考古所研究古文字，不仅要把古文字作为史料来利用，同时更要关注和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如此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其实，无论身在哪个系所，也不论你是什么学术背景训练出身的，最关键的还是看你研究什么问题。只要你研究的是历史问题，利用古文字材料都最好能够掌握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即便是研究语言、书法，也得把材料的时代疏理清楚。预先考虑的问题越多，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越客观。2、您通治古文字学中的各个子学科，范围涉及传统小学诂训、年代学以至科技史和思想史等。如此广博的研究层面，箇中系统能不能说就是去‘攻坚’历史问题？冯时先生·言 对。古文字研究本身已经很狭窄了，如果我们只限于枝节问题而纠缠不清，自然会影响到你治学的格局。尽管某些古文字的基础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学问既需要从小到大，也需要从大到小。胸中无全局，枝节问题也难解决。所以我想，从事古文字研究最好能把材料打通，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融汇贯通，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图·冯时老师于金城授课3、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吗？冯时先生·言 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历史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史料的真伪问题，另外就是史料的年代问题，同时还要关注相应的历史制度。史料真伪的判别当然有很多层次，一种情况是伪史料，其本身当然没有任何价值。还有一种情况是史料虽真，但它所记述的事情却未必真，是史实方面的伪，我们称这类情况为伪史实。这涉及到史实鉴别中伪史料和伪史实两个层次的问题。有的史料干脆就是假的，这是伪史料，还有一类史料不假，可是记述者所表述的史实和史观並不是那个时候的东西，这是伪史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需要认真鉴别的。4、关于「伪史实」，您能跟我们具体的多说说吗？冯时先生·言 「伪史实」是文本虽真，可里边讲的东西却未必真。史墙谀颂周穆王，虽然出于时人之笔，他讲述的事情就不尽可信。近些年，学术界对五帝的讨论又成风气，或者仍以为太史公的《五帝本纪》就是信史。其实在春秋中期以前的出土文献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五帝的影子，这说明至少商代和西周的人们并不知道五帝为何人。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其实对黄帝的史实交待得很清实，当时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有关的学说，儒者或不传，《尚书》不载，说的非常客观。而至战国时期的铭文资料及竹简文字则开始出现黄帝甚至五帝的记载，但这些史料的时代过晚，它所记载的内容如果与更早的史料比较，显然不可能是夏以前的信史。战国文献反映的不过是战国的史观，这其中牵涉到史观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必须把它区分清楚。后人伪造历史，常附会世系，将氏之所出依附于某位圣王，这种情况在古史上极为常见，当然是受相应史观的影响。 五帝的材料，春秋中期以前不见，这和周王室衰微、诸侯逐渐强大的时代背景正好肳合，可见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当时政治局势的改变，相应的史观也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其实我们对古史的讨论，世系的问题非常关键。商王的世系我们了解得很清楚，甲骨文记商王的始祖就是夒，夒到底是谁？王国维说他是帝喾，很多学者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也不认同。因为契的材料很早就有了，而帝喾的观念则出现得太晚，所以夒应该是商代的始祖契。商人追溯自己的祖先也不过追溯到契，并没有出现过什么五帝。商人记录自己的世系当然不会有错。周人追溯夏人的祖先也只到夏禹。所以从商周两代的世系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并没有五帝的踪迹。五帝的史观应该形成于春秋中期以后，而且明显带有数术的色彩，它跟五方色联系起来，逐渐发展出五德终始的观念。所以对于史料的鉴别，伪史实的鉴别更为重要，古史辨派的学者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5、在鉴别出史料的真伪后，下一步应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断代吧？冯时先生·言 是的。研究某段时期的历史，就得利用那一段时期的史料。假如用很晚的史料去研究早期的历史，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如研究上古音韵，一般利用的是《诗经》、《楚辞》的材料，但那些材料其实只能反映东周时候的语音状况，並不能完全反映商代、西周时的语音。我们研究商代历史，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叫它「直接材料」。而传世文献如《尚书》、《殷本纪》则是「基本史料」，基本史料虽然重要，但史料价值无法跟直接史料相比。对于史料时代的断代，在判断史观的发展方面尤其重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料，而一时代的史料必然体现着这一时代的史观，因而也就具有这一时代的局限。所以，辨清史料的时代对于伪史实的揭示将有着直接的作用。这一工作对于出土文献而言要相对容易一些，对这部分材料，断代要细，断代愈细，脉络就愈为清晰。传世文献的形成要复杂得多，即使如此，史料的断代工作也必须要做。总之，我们在利用史料之前，要首先把史料的时代分清楚。6、1990年您先后发表了<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这四篇论文在学界回响很大。这标志性的一年使您此后多了“天文考古学家”的一重身份。您是如何从古文字走进天文考古？冯时先生·言 凡事都有一些机遇。我的兴趣点一直是在古文字，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觉如果古史的年代、年历问题不解决，很多商周历史的问题就无法深入。年历的问题甚至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古文字材料的基础。比如甲骨文里“众人”和“众”的身份有很多争议。卜辞有一月“令众黍”的记载，“众黍”何意？是播种？收获？还是祭黍神？我们无法说清。甲骨文还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这里的“一月”、“十一月”相当于后来的什么月份？什么节令？对于正确理解卜辞的本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有学者认为“协田”就是耕田，或以为种麦，十一月如合今天的农历，已经天寒地冻，怎么耕田？种麦更没有可能，这些月份和今天的农历该如何对应？这些都是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解决殷历问题。殷历的问题极其重要，但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董作宾先生的《殷暦谱》几乎耗费了他一生的精力，结果很多人认为还是失败了，所以人们视历算为绝学，对殷历的研究望而却步。但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殷商历史，这个问题就绕不过去。酝酿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写就了<殷历岁首研究>和<殷历月首研究>两文。这段时间，因为我研究殷历，特别关注商周时代的天文学材料。结果在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发现了，传来的消息是发现了蚌壳堆砌的龙和虎，我脑子里马上想到的就是四象。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原始材料，仅凭龙和虎就说它与天象有关，不免证据不足。1988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西水坡的发掘简报，刊发了M45的平面图，在图上看到除龙虎之外，墓主人脚端还有一个特殊的图形。从形象上看，我立刻意识到那就是北斗，心里知道问题可以圆满解答了。因为北斗和龙虎并存的图像，与曾侯乙墓所出的二十八宿漆箱盖上的北斗、龙虎图像完全可以互证。1988年底我写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没想到文章在1990年《文物》第三期刊出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后，我逐渐萌生了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想法。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认识到天文学实际是中国文化的本源。要想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就得从这里入手。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制度，都是人们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为背景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抛开天文，很多东西就探不到源，就把不准脉，所以天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简直太重要了，而这一切认识其实都得益于西水坡考古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图·冯时老师青铜器铭文精读7.您可否简单谈谈天文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和基本方法？冯时先生·言 天文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历史问题。而且由于天文学发生在文明诞生的初期，所以对于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科学史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在于其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推动。事实上，古人对于天、地、人的关系的创立过程也就是他们创造文明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遗留的遗迹遗物的天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文明的诞生和文化的形成问题，这对于考古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当然非常重要。 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其实并不神秘，不过这一研究必须首先建立在科学且严谨的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没有考古学研究作为基础，也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文考古学研究，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正像考古学研究乃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一样，天文考古学研究同样是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其最终目的。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就在尊传统、重古据。作为历史科学的天文考古学研究当然也应如此。史学研究最忌横空出世的玄想，一些前无古人、后无传承的妙论虽然新奇，但它很可能并非古人的真实作为，而只是我们自己的臆度与设计。因此，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以客观的考古学研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占有坚实的古证古据，并将其所论纳入中国天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中，寻其渊源，理其流变，方可得出可信的结论。当然，天文考古学研究需要以相应的天文学知识作为研究的支持，但其结论的获得却绝不能仅凭计算的机巧。今天，天文考古学研究已愈来愈为学者所接受，人们也渐渐习惯了以天文学的观点去审视古代文明，这当然体现了学术的进步。8、您有什么话勉励一下后学，让我们可以秉执以致学？冯时先生·言 《尚书·兑命》中有句话:「念终始典于学」，就以这话与各位共勉吧。 冯时：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就是我们发现的古人留弃的遗迹、遗物去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 天文考古学实际就是通过这样的遗迹和遗物，探讨古代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和思想观念。 但实际上天文学在古代属于形而上的思维观念，因此它实际上是探讨中国原始文化，中国文明起源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说一句话，考古学虽然研究物质文化，它对解决古代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有先天的条件。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只关心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更应该关心古人是如何思想的。 如果我们去探讨古代思想的历史，天文考古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国学经典|文物鉴定|佛造像鉴定|瓷器鉴定|玉器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珠宝鉴定培训文物艺术品鉴定培训尽在上海金城文物学院 http://www.jcart88.com/home/offline
敬挽文琪老 2015-07-19 06:13:58 敬挽文琪老清正一生勤奋史 德行高尚 后生楷模金城十年教育路 呕心沥血 众人称颂 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全体师生沉痛悼念蔡文祺先生，一个令人尊敬的前辈、一个热心于文物教育的先行者、一个和我们亦师亦友的慈祥老人，蔡文祺先生因病于2015年7月18号不幸离世。噩耗传来，我们万分悲痛。 蔡文祺老师的逝世是文物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也让金城学院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们在悲伤中悼念，在哭泣中缅怀。我们会永远记住蔡文琪先生的高尚人格，永远以他为榜样，去努力振新中国的文物教育事业。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对蔡老师的思念。我们深怀感恩和依念的心情，祈望蔡老师一路走好，我们坚信文祺先生定会含笑九泉，我坚信文琪老在天之灵定会保佑我们的文物教育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蔡文祺先生永垂千古！ 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2015年7月18日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国学经典|文物鉴定|佛造像鉴定|瓷器鉴定|玉器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珠宝鉴定培训文物艺术品鉴定培训尽在上海金城文物学院 http://www.jcart88.com/home/offline
金城文学：冯时天文考古学断想（十五） 2014-10-29 13:33:51 冯时天文考古学断想之十五【冯氏断想联翩】 占星术的起源。占星术在天文学起源的同时便已萌芽了，并且始终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纠结在一起，因此，早期的天文学如果与占星术等量齐观或许并不过分。占星术的发展显然尤其自身的历史，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能使最早出现的占星术只是作为一种巫术。人们感到，一些天象给人带来吉祥，而另一些天象却使人蒙受灾难，尽管这些感觉有时还很朦胧，但却无例外地得到了古人极大的关注。商代无疑已出现了专职的占星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巫咸。【诸子百家精读】 原文：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 释文： 有意料不到的赞誉，也有过于求全责备的批评。金城文物教育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国学经典|文物鉴定|佛造像鉴定|瓷器鉴定|玉器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珠宝鉴定培训文物艺术品鉴定培训尽在上海金城文物学院 http://www.jcart88.com/home/off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