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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注《大唐西域记》的几点新解读

来源: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 作者:温玉成 发表时间:2019-06-26 16: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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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新疆库车县苏巴什古城)

温玉成

广义而言,“丝绸之路”应该指的是东亚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古代交通之路。古代中国,在夏商周阶段,最西部的是“昆仑邦国”(中心在今祁连山主峰即酒泉南山)。考古资料证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已经延伸到新疆哈密、吐鲁番地区。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甘肃省齐家文化已有交流。这说明,早在4000年以前,中外交流已经开始。当然,还有诸多问题,待深入研究。

我们的研究证明:公元前7世纪,有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西迁浪潮。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西戎王时,十二国中,有八国“服于秦”(绵诸、狄、獂、犬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有四国不服,西遁。

第一,“大月氏国”从兰州一带逃到到昆仑山地区(“昆仑”,西戎语,意为“日月山”。今祁连山),迫使西王母部南迁青海湖地区。大月氏还驱逐了黑河旁的“曹奴(即后来的昭武九姓),他们迁移到中亚撒马尔罕地区。在匈奴打击下,大月氏于公元前209年左右再次西迁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61—公元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击走了敦煌南部的乌孙(“竖沙”)。

第二,青海东南部泽曲的“织皮国”,分散迁移到了西藏北部、西部(阿里地区)及新疆东南部,称为苏毗;

第三,“大夏国”从甘南洮河、大夏河流域迁移到了新疆南部(今和田东北安得悦一带),建立了大夏国(即“大河”,音变读作“吐火罗”);

第四,析支国(河首)从青海河源地区之切吉草原迁移到新疆南部,建立了河那国,把和田河,改称家乡的析支河(“试计水”、“树枝水”。西戎语,意为“河首”),后来融合一部分印度人,改称于阗国(和田河流域)。

总之,公元前7世纪大批羌戎民族从甘、青西迁新疆、西藏、中亚,带去了西戎文化,代表性的是“西王母祭司文化”,即原始“苯教Bot”;带去了象征昆仑山与天国的日月纹图像;带去了独特的“三角城”城市布局(拙著《探究昆仑邦国与大夏诸国西迁》内刊,郑州,2015718日)。

我们的研究还证明:西藏历史上的象雄大王布德巩夹,就是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称之为“般度”,Pandu)者,曾经率军战败古印度俱卢族(Kuru),占领了印度河大转弯处吉尔吉特、塔克西拉、直到兴都库什山区、帕米尔高原,建立了难兜国(即“般度”之异译。首都:孽多城)、乌弋山离等国家。象雄人开始吸收波斯火祆教“异道”(主要是兴都库什山,恰菲尔人Kafirs的信仰),形成“恰苯”(Bot)。“苯教”者,布德大王之教也。年代在公元前206年前后。恰苯巫师(“辛氏”即“咸”氏)的金面具(公元3世纪)已经在阿里扎达县出土,见金书波著《从象雄走来》(拙著《对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古调查》,吉林省《社会科学战线》20133期)。

还有,《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乌杔国”(乌杔、於菟,西戎语:老虎),经我们考证,不在新疆,而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出乎所有人们的料想。约公元23世纪,“乌杔国”南迁千里,就是“权於摩国”(拙著《乌杔国与权於摩国》,南京大学《大众考古》201510期)。公元前1世纪,西藏乌托国与“西域都护府”已经有了密切联系。公元586年,西藏西部的“女国”(即权於摩国,玄奘称“苏伐剌拏瞿呾罗国”)使臣到隋朝国都长安“朝贡”(《北史.女国传》),表明西藏是隋朝领土的一部分。至今,大部分人还坚持说,西藏到元代才并入祖国版图。

依据我们近年的考古调查及研究,我们对玄奘著、季羡林先生等注《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一些国家、故事,就有了新的解读。

1、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至高昌。季注在贞观二年,有误。受到高昌王麴文泰(公元619—640年在位)热情款待。后来,麴文泰联合西突厥,阻绝西域朝贡,唐朝派侯君集征伐并灭其国。所以《大唐西域记》讳言之,仅用“出高昌故地”一笔带过。麴文泰的祖先麴嘉是金城郡(今兰州市)榆中县人。按,据我们对《穆天子传》的研究,“禺知”(大月氏)原居地在兰州一带(所谓焉居,就是盐聚,今兰州盐场堡一带)。“麴”姓,即西周青铜器之“驹”,乃“驉騟氏”之变音也,祖先系大月氏人。按:贵霜王、大月氏人丘就却,或许应该译为“麴(丘)就却”。

2、 玄奘“阿耆尼国”,即两汉至唐代记为“焉耆”国。西汉删丹县有焉耆山(后来讹为“胭脂山”),因为大月氏一部曾经迁居于此地。“焉耆”就是“月氏” 的异译。月氏即禺氏,是“驉騟氏”的省译。当地皈依佛教后,发音讹变为“阿耆尼”—“火”的意思。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2月),未能解释出“焉耆”的本义。

3、 玄奘到“屈支国”,记载“王,屈支种也”。季注未说明“屈支国”的来源。

据我们的研究,“屈支”是“屈射”、“葱茈”或“车师”的异译,乃大月氏余种。即公元前3世纪末以来,部分车师人叛离,迁徙此地而建立的国家。屈支人讲“吐火罗B种”语,证明他们属于大月氏、大夏人系统。《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特设“击车师都尉”,从反面证明了龟兹与车师的特殊关系。另外,克孜尔石窟券顶壁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71窟、8窟、38窟券顶的“老鹰”或“双头鹰”像,前后都有佛像陪护,地位崇高。这种做法,不见于印度和西域。可能把佛教“迦楼罗”,结合了苯教对于“琼”(鹙)的信仰。

4、玄奘谈到“突厥”。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云:“建立突厥汗国的统治氏族阿史那族原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西南、东部天山山脉的北麓、准噶尔盆地一带”。我们在《论索国与突厥部的起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1期)中指出:索国是匈奴西北边鄙的小国。在公元90126年间扩展为四大部。在金山中段的大儿部,号为突厥。西晋时代南下,与蒲类人阿恶部结合,形成阿史那部。“叶护不是人名,而是汉语“王侯”的西戎语拟音。故有“统叶护”(?—628年)、“肆叶护”(628632年)之名。“王”读作“叶”或“於”(拙著《说“王”》,南京大学《大众考古》20177期)。有趣的是道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肆叶护”可汗招待玄奘时,有一种管乐器“楚尔”(《传》中讹云“禁未”),至今图瓦人还在使用。

5、玄奘从屈支国至跋禄迦国(阿克苏),“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翻越“凌山”去“大清池”,时间是公元630年夏天。按,“大清池”,汉代称“阗池”,今称伊塞克湖。东西170公里,南北70公里,湖面海拔1600公尺,四季不冻。旅行路线只能是:阿克苏—温宿(向西北)—吐木秀克(向西北)—过勃达岭(Bedel,中国、吉尔吉斯界山,中国称浑力克达坂,海拔4284公尺)—赤谷城(Yshtyk,伊什提克,乌孙国都)—Kara Say(卡拉赛,乌孙城)—Barskoon(大清池即伊塞克湖南岸)。从勃达岭至Barskoon,行七日。沿途高山在4000公尺以下,即雪线以下。所以玄奘记载云“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季注说,从温宿向西北有二通道:“一为木素尔达坂,一为勃达岭…现学者之间尚无一致意见”。其实,走木素尔达坂,道路曲折,还要过三座5000公尺高山的山脚下,十分艰险,也不会有“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的自然景象(詳参美国版地图KYRGYZSTAN)。

玄奘又西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会见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公元628年立,公元632年被逐,死于康居)。              

6、玄奘“窣利地区总述”,指的是阿姆河与锡尔河在间的广大地区。“窣利”,《后汉书》写作“粟弋”。唐代译作粟特(“昭武”九姓胡人)。公元前623年被大月氏驱逐,西迁中亚。按,西周时代,只有“曹奴”。后来发展为九姓。所谓“昭武九姓”, 昭武即“曹奴”美化的音变(拙著《“穆天子传”真相解读》,待刊)。

7、玄奘“迦毕试国”之“质子伽蓝”,季注云:“编查汉魏载籍,从未见有汉天子儿为质于外国的”。然而,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考证认为,“沙落迦”是疏勒之对音;臣磐与质子相当。冯承钧亦持此说。我们认为此说可信。第一,玄奘记载云:“河西蕃维,畏威送质”,显然不是指汉朝本土送去了质子;而是“河西蕃维”, “畏威送质”;第二,“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汉代内地基本没有小乘寺。只有西域有小乘寺;第三,质子“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養”。显然,质子还长时间与寺院保持联系。可知,这位质子是西域人,不是汉朝内地人;第四,寺院门外有“大神王像”,“神王冠中(有)鹦鹉鸟像”。这位头戴鸟冠的神王,可能是苯教巫师的形象。“鸟冠、虎带”是典型的苯教巫师或厉神的形象。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过匈奴鹰鸟王冠,时代是战国后期。第五,至于当地传说“汉天子子质于此”,乃夸饰之词也。

8、玄奘“瞿萨旦那国”(于阗)建国传说中,“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这与秦穆公伐西戎,“析支”西遁的历史吻合。而“西主”就是阿育王之子驹那罗被害后(时代在公元前232年以前若干年),从塔克西拉发配到大雪山北麓的印度人。即玄奘“呾叉始罗国”记载的阿育王把“诸豪世禄移居雪山东北沙皟之中”。“东帝”战胜“西主”后,抚集亡部,“方建城郭”。两个民族渐渐融合。时于阗积极吸收印度文化。

大约在僎伽王朝(公元前185—公元前73年)时代,佛教传入该地区。他们甚至把国名“河那”改为“于阗”。唐代龟兹人礼言《梵语杂名》中译其音为“燆—憟多—囊(Korittana)”据我们考证,就是佛姓“乔达摩”(Gautama)的俗语音变,或简译为 “瞿昙”。青海省乐都县有“瞿昙寺”可谓旁证。玄奘说“印度谓之屈丹”,于阗人自称“于遁”,法国伯希和说于阗的古音“Godan”,皆因此之故。我们特别指出,这可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起点、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意义重大。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则云,于阗地名“目前尚不能解释”。另外,玄奘说于阗“俗语谓之汉(唤)那”。向来没有人解释。实际上,“汉(唤)那”是“析支”西迁此地后最早的称呼。“汉那”或“唤那”都是“河”氏的译音。如同“秦”被称为支那者也。因为析支人、大夏人、大月氏人都属于河氏。《史记·夏纪》称作“和夷”。

考古资料也证明于阗国文化来自古昆仑山。 于阗国学习塔克西拉国的二体钱制度,制造和田汉佉二体铜钱。其中“骆驼纹六铢钱”,中央符号是“日月人”(西戎语:“昆仑筰”)——日月合璧纹及人字(公元2世纪)。更加证明于阗国王族文化,来源于古昆仑山地区。

9、吐蕃人称于阗国为“李域”,季注无解。这是因为甘肃省南部的“大夏河”,《水经注》云古称“漓水”。漓水畔有“可石孤城”,即西戎“河氏孤城”也。吐蕃先祖之一“织皮”(苏毗)人居住的泽曲流域,与大夏河只隔着一座“西顷山”。换言之,大夏国祖先与织皮国祖先,早年是毗邻而居的。

10、玄奘“波谜罗川”记载回国之路,所经“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里,南北五十余里…池西派一大流…西流;池东派一大流…东流…。”这里记载的“大龙池”是阿富汗瓦罕走廊北侧的“昔儿库勒湖”(恰克马克廷科尔湖),现在分为东西排列的六个小湖,西部湖水西流;东部湖水东流。玄奘从此东南行,过南瓦根基达坂(Vahir  La)(东西走向,4827公尺),进入竭盘陁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季注对于“大龙池”及玄奘所过山口均无注解。近年,有学者考证,玄奘回国,经过明铁盖达坂(4709公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从大龙池向东南行,有大山阻隔,不可能到达明铁盖达坂(詳参:美国版地图AFGHANISTAN)。

11、玄奘“竭盘陁国”(又译作“汉盘陁”、“诃盘陁”、“喝盘陁”等等),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西汉称“无雷”者,即“无弋”(奴隶)之音变,推测是附属于难兜国的奴隶。至于,“喝盘陁”者,《梁书·西北诸戎传》云“王姓曷沙氏”。 曷沙即河氏。在难兜国之北。按,难兜、盘陁都是象雄大王“布德”(Pandu)的异译。所以,“汉盘陁”、“诃盘陁”、“喝盘陁”等等,即河氏盘陁也。难兜与盘陁两国的统合,大约在贵霜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建国传说中,“波利剌斯国王娶妇汉土”;当地为汉土公主建立了“公主堡”。对此,我们的解读是,这是西迁后的大夏国、析支国与古波斯帝国联姻的故事。所谓“娶妇汉土”,指的是娶妇于汉那国(大夏国或析支国),不是中国内地。关于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就目前所知,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内地与波斯还没有联系。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则解读为:当地塔吉克人与内地汉族人的“源远流长的亲密友好关系”,显然是以今论古。

另外,章僎《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刊),公元401年法显来到“竭叉国”,虽然考证“竭叉国”其地点在新疆塔什库尔干是正确的,但并不知国名来源。其实,称作“竭叉”,是“葱茈”的译音,可能是“车师”的异译。汉代,从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62年,汉与匈奴“五争车师”,战乱频繁。因此部分车师人即“葱茈羌”(属于大月氏余种)西迁,到达了葱岭。“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三国志·魏志·乌丸等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故法显记载他们“俗人被服,粗类秦土”。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北郊的曲什曼遗址。距今约2500年左右。“曲什”或即车师“葱茈”也(《新疆文物》20141期)。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图》把“葱茈羌”标示在藏北高原,显然是错误的。

12、“竭盘陁国”之“ 童受伽兰”云:无忧王命世,在其故宫中,为尊者童受论师(呾叉始罗国人)建僧伽兰。“故此国王(竭盘陁国)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呾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对此,我们的解读是:竭盘陁国及南部的难兜国等等,在公元前206年左右,都属于象雄大王布德巩夹的领土。布德巩夹一度占领了呾叉始罗国(今塔克西拉)。这一历史事件,就是传说的历史背景。不过,在传说中,把这件事与后来的尊者童受论师的事结合到一起了。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则解读为:此无忧王不是孔雀王朝的人,“而为同名之另一人”。

按,布德巩夹占领呾叉始罗国大约100年左右。当地出土有苯教文物等等可谓旁证。后来,塞克人毛厄斯(Moga)于公元前88年左右统治了塔克西拉。

13、玄奘“钵露罗国”云:“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钵露罗国”就是汉代的“难兜国(又写作撲桃、濮达、排持)”东部,是象雄布德巩夹大王建立的国家之一。首府在孽多城(吉尔吉特)。后被贵霜帝国所灭。唐代称“勃律”。元代意大利天主教修士鄂多立克(Friai  Odoric12651331),于1328年从元大都回国、经过新疆南下,到达这里。称作“里波特”(Riboth,意为波特领土,又称“里象雄”),地名科塔(Gota)。清代1664年,法国人伯儿涅(Bernier),称此地是“小吐蕃”。地名伊思迦尔朵(Iskardo),即吉尔吉特也。

当地主体民族本是古藏族(象雄族为主),他们至今讲“藏语西部方言”,藏学家王尧说,这种方言接近青海安多方言。希腊地理学家马林诺斯在公元2世纪著《地理学引论》中指出,在中国西部有“巴尔提人”(Bautai),就是“布德”(或“般度”)的译音。有人说,当地藏族是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驻军留下的人(王尧《藏语西部方言》),大误。这里说的“文字大同印度”,只能是早期象雄人参考印度文字创造的“象雄文”。这为探讨“古藏文”起源,提供了基础。

14、玄奘说“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女国,金氏),“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这个“三波诃国”,就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的“挲播慈国”。三波诃、挲播慈,都是苏毗的异译。在今拉达克地区(以列城为中心),约公元23世纪建国,称为“阿钩羌”—即“南羌”(“ 阿钩”,藏语:向南之意)。新疆南部出土的织锦上,有“讨南羌”句,这是因为南羌经常去那里掠夺。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则说,“三波诃国,至今尚无确切解释”。

15、玄奘“迦湿弥罗国”记载,该国“彼诸贱人自立君长。邻境诸国鄙其贱种,莫与交亲,谓之訶利多”。訶利多是坚决反对佛教的。季羡林等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云:“关于訶利多种族的历史,在任何别的文献都无记载”。

据我们研究,《汉书》、《后汉书》所记的“无弋山离国”或“山离无弋国”,“无弋”是羌语“奴隶”之意。它是被布德巩夹大王征服、成为奴隶的国家。它位于罽宾(迦湿弥罗国)西北部,即瓦罕走廊及帕米尔高原西部,有道路与罽宾相通。后来,他们有部分人进入迦湿弥罗,夺取了政权。所谓“阿难弟子末田底迦罗…立五百伽蓝,于诸异国买鬻贱人,以充役使…后诸贱人自立君长”。这些“无弋” 山离(贱人)人,被罽宾人称作“訶利多”(买来的)。元代《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在巴达哈伤州(阿富汗东北之法扎巴德),回教语言称当地国王为“竹勒哈儿年”,意为“双角”。因为他们历代为奴隶,等同牛羊之故。按,“双角”即头饰也。公元519年,北魏使臣宋云记录厌哒王妃云,“头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洛阳伽蓝记》)。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竟然把“无弋”也说成是一个国家,还考证是《圣经》上说的“迦勒底的吾珥Ur”,纯属猜想(加拿大戴淮清《“汉书西域传”所记“无弋”地望辩证》,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2期)(拙著《探究布德大王西征与汉书难兜国》待刊)。

16、玄奘“羯若鞠闍国”,注释“摩诃至那国”云:“至那(Cina…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人)的称呼,早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犞底利耶所著之《政事论》…至那一词的原音来源于“秦”字…经过古代中亚细亚地区传入印度”。据我们的研究,阿育王晚年,驱逐一部分塔克西拉的印度人越过大雪山,进入新疆和田地区。他们与本地的大夏、析支等羌、戎人融合,共同建国。“秦国”是大夏、析支的遥远的“敌国” ,“至那(Cina)”谓“秦”之译音是正确的(至今有人认为“至那(Cina)”来源于“茶”或“瓷器”。乃猜测之词)。所以,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国一词是从于阗国传入印度的。说《政事论》作于公元前4世纪,值得怀疑。

17、玄奘“覩货逻故国”, 注释云“看来这个地名的遗留似与古代月氏人的西迁有关”。我们已经论证,公元前623年在秦穆公打击下,大夏国(大河)向西迁移至新疆南部。至公元前160年左右,大夏再次西迁至阿姆河南岸。而大月氏在公元前623年从兰州一带迁移至昆仑山(匈奴改称祁连山),后来在匈奴冒顿单于打击下(公元前209年顷),再次西迁伊犁河流域。大约公元前161—公元前160年,老上单于击走乌孙。乌孙击走了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因此,公元前145年左右,大月氏才第三次西迁到阿姆河北岸。

按,王国维、张星烺、黄文弼等先生早已论证大夏国是由内地洮河、大夏河流域西迁新疆的(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页7684,文物出版社,1989.6刊)。但是,先生们并不知他们西迁的原因及年代。

“大河”,隋代前译称“图仑”,唐代译称“吐火罗”,突厥人译称“塔克拉”。所谓“吐火罗语”,原是“西戎语”(与汉语、羌语不同),汉代以后又称“氐语”、“盍稚(河氏)语”。公元前623年以后被带到新疆;最后又被大夏、大月氏带到中亚。此后,又受到当地语言影响,有所变化(参阅《三国志·魏志·乌丸等传》引鱼豢《魏略·西戎传》)。

所以,西方学者早就发现,“与巴克特里亚存的吐火罗语存在的同时,在塔里木盆地存在另一种吐火罗语”(Henning)。即库车、焉耆、楼兰地区也有吐火罗语。可是,不少学者本末倒置,错误的以为“巴克特里亚存的吐火罗语”才是吐火罗语之根本地区。据我们考证,希罗多德《历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阿育王“石刻诏书”等等,都没有说到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出现在阿姆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

18、玄奘“菹末”地。注释云“《汉书》作且末”。“且末”是何含义,从汉代到清代徐松著《汉书西域传补注》(1817年),都没有作出解释。其实,且末是羌语。“且”,太阳也。“末”即“嫫”,母亲也,且末即以太阳为母亲的部落。还有“若羌”(婼羌)。“婼”,《说文解字》云,丑略切,矗,盐也。师古曰“音而遮反”,读如chu。这也就是羌语cu,汉语盐也。所以,婼羌就是盐羌(参阅《后汉书·西南夷传》白狼王三首诗歌)。

19、玄奘“迦摩缕波国”,季注提及“该国国王福授(Bhagadatta)”。

郭元兴先生指出,“这个Bhagadatta曾率支那人、吉罗多人参加摩诃波罗多大战…更妙的是,近代学者在吉尔吉特(Gilgit)考古发现,其地6世纪时Shahi王家的一个世系表(JRAS,1944,5页起),其始祖也名为Bhagadatta,学者们感到大惑不解”(“南亚研究编辑部”编《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页2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刊)。       汉代哀牢国西南部,中、缅交界地区有“夷簏多”部,可能与“吉罗多人”有关。按,西藏林芝察隅县有“僜人”,可能是夷簏多部后裔。

据我们考证,Bhagadatta就是象雄布德贡嘉大王(Pandu)的另一个梵文译音。他参加了公元前3世纪的“摩诃波罗多大战”,在Gilgit建立了“难兜国”(即般度国),乌弋山离国,领地包括全部帕米尔高原及兴都库什山东南之克什米尔等地。

“古象雄国”,即王玄策于公元658年立于西藏吉隆县《大唐天竺使之铭》,称之“小杨童”。这是有关象雄历史最早的汉文史料。 我们已经证明,小杨童起源于西藏山南地区(羊卓)及日喀则地区。可能有一支南下到了阿萨姆地区(拙著《探究杨童国来源》,待刊)。所以,迦摩缕波国的童子王对唐代使臣王玄策说:“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这个传说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值得深入研究。

20、玄奘“納缚波故国”。从“菹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納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季注首先说“此名的来源似与唐初居住在当地的粟特人活动有关”;其次说“比尔、水谷真成认为納缚波可能是该地的梵文化名称”;最后又说“我们认为如果納缚波真是一个梵文名称的话,那么其原文更可能是Navap,意为新水”。

众所周知,汉代楼兰的湖水,称“盐泽”。东汉称“蒲昌海”。北魏称“牢兰海”。元代称“罗布淖尔”。清代称“芦花海子”。唐代为什么把楼兰称作“納缚波故国”?据我们研究,这是古藏语。“納(那)”,黑色也(如“那曲”);“缚波”,“苏毗”之异译也。合起来就是“黑苏毗”。据穆舜英女士实地考察可知,罗布泊北部有一道“黑山梁”,土地也呈现黄灰色(《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4月刊)。若羌县东南,自古有一个很大的“萨毗泽”,见于《沙州、伊州地志残卷(885年)》,是一个不结冰的咸水湖。今维语称“阿牙克库木湖”。入湖河水称苏鲁皮—提勒克河,居住着苏毗族。

西晋至东晋初,苏毗人常常侵扰鄯善国。大约公元340350年间,鄯善国灭亡。但是“納缚波国”存在时间不长。到公元399年法显西行,已经称此地是“死亡之地”。玄奘经过此地,距离“納缚波国”灭亡仅仅250年左右,所以玄奘准确地知道其国名。而其他史料没有记载。

季注说,此地“五世纪时亡于吐谷浑”。按,吐谷浑王慕利延晚年(436452年)才到达新疆于阗。公元518年,北魏使臣宋云、惠生来到鄯善城时,城主是吐谷浑第二王子宁西将军(《洛阳伽蓝记》)。而“納缚波国”,在公元400年前已经灭亡。

 

后记:据王邦维同志《感怀集》(中华书局,2015.5月刊)介绍,季羡林先生主持《大唐西域记校注》从1978年8月至1980年12月完成,历时两年多。先后参加工作的专家有杨廷福、范详雍、张毅、朱杰勤、蒋忠新、张广达、耿世民、谢芳、王邦维。由此可知,季先生广集梵语、巴利语、英语、法语等等大学问家,集体做校注工作。季羡林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1990年,他担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我是他的助手,担任副秘书长。

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大唐西域记》还涉及羌语、西戎语等等中国古代民族历史迁徙及语言。则未予关注,本文略加补正。                      

本文刊于崇化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佛教与丝绸之路研究2016崇圣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8月。此次收入附录,略有增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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