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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颂簋

来源: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作者:管理员发表时间:2018-03-07

西周,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盛食器。制作于西周晚期,为周宣王时器。

颂簋、颂鼎和颂壶是西周中后期一位直接受到周天子册命的官员于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所铸的一组青铜器,其出土时间当不晚于嘉庆年间。因其制作精美,又有长篇铭文,自问世以后,便广受金石学家的关注,遂散于各大家之手。其中刘喜海所获之颂簋,先后转归李山农、丁树桢之手,最后入藏山东省博物馆(现称“山东博物馆”),不仅流传有绪,而且品相甚佳。其多达152字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收录在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索》、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周金文集成》诸书,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尤其是西周的册命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东博物馆颂簋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颂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颂壶,铭文内容相同,是同一组青铜器。因器主是西周王室一个叫“颂”的官员,遂以“颂”为器名。颂簋、颂鼎、颂壶又被称为“三颂”,其中簋存世数量最多,器盖俱全的有6组,曾分别被刘喜海、刘鹗、吴士芬、端方等人收藏,此外,尚见两个单独的簋盖。山东博物馆的颂簋,就是刘喜海的旧藏。

清嘉庆十九年,清朝重臣刘墉的重孙刘喜海慧眼识宝,在北京的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颂簋,重金购买并带回山东老家收藏。之后颂簋又先后被收藏家李宗岱和山东黄县巨富丁树贞收藏。后来丁氏家道中落,在丁氏兄弟分家过程中颂簋的器盖和器身分离。20世纪40年代,器身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后转入山东博物馆。1959年,家住青岛的丁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收藏的器盖捐献给山东博物馆,颂簋重归完整。使我们有幸在博物馆里一睹芳容。

其造型秀美,隆盖、圆腹、圈足,双耳造型别具一格,状如一变形龙首口吐祥云,双耳下的垂珥与圈足下的三小足形状相若,相映成趣。纹饰以窃曲纹为主纹,搭配使用瓦纹和垂鳞纹,繁简呼应,疏密有致。铭文篆刻工整秀丽,典雅规范。

其优雅的身姿,向我们展示了西周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拥有者—颂的不凡,颂是西周一位显赫的贵族,效命于周王室,颂簋上的铭文就记录了周天子对颂的册命过程:在西周的一个清晨,周王在康昭宫册命颂,令其掌管成周洛阳的仓库等职务,并赐给他黑色的礼服、赤色的蔽膝和马具等物品,以兹勉励。颂接受了册命,向周王进献瑾璋,以谢王恩。之后,铸造此簋,纪念此事并希望此份荣耀为后世子孙世代享用。

除了颂簋,传世的颂器还有颂鼎、颂壶和颂盘。成组的颂器传承至今,难能可贵,颂簋更是以其庄重的造型、精良的铸工、瑰丽的纹饰、秀美的铭文,使其成为难得一见的青铜器珍品,具有极高的价值,为国家一级藏品。

颂簋属于西周青铜器,而西周青铜器最珍贵之处在于铭文,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书法艺术,就是以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为重点的。因为商代的青铜器,铭文简短,绝大多数不超过10个字,虽然像戍嗣子鼎、小臣犀尊、四祀邲其卣等也有较长的铭文,但都不超过50字。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是铜器铭文最繁盛的时期,早在西周成王时期,铭文篇幅就有显著加长的趋势。如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已达122字。到了康王晚期的大盂鼎,铭文多达291字,小盂鼎还要多一百字(可惜该鼎现在已经不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字数更是多达497个,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

西周的青铜器,不仅铭文的字数多,而且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西周青铜器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营建成周;康王时的小盂鼎,记对方国(鬼方)的征伐;昭王时期的作册夨令簋,记南征伐楚;另有记奴隶买卖的恭王时期的曶鼎(晚清毁于兵火,仅存铭文拓本),记法律诉讼的夷、厉时期的亻朕匜,记土地转让的厉王时期的散氏盘,记伐猃狁(古匈奴)的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而铭文字数最多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毛公之事,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过去说西周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其价值可抵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这是不夸张的。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特别开设商周青铜器铭文精读,请来古文字学家冯时教授把所有长篇铭文都释读一遍。

颂簋的腹内和盖内都铸有铭文,内容相同,各15行150字,另有重文2字。铭文大意是:周王三年五月甲戌这一天,周王在周的京城康昭宫(“王在周康昭宫”第2行)。清晨,周王来到太室就位(“旦,王各大室即位”第2至3行),宰弘陪同颂进门站立在中廷(“宰弘佑颂入门立中廷” 第3至4行),史官之长尹氏授王的命书(“尹氏受王命书”第4行)。周王呼史官虢生册命颂(“王乎史虢生册命颂”第4至5行)。周王亲自任命颂在成周洛阳担任职务(“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贮”第5至6行),大概是宫廷负责杂务的执事官,主管监造新宫,或认为是掌管仓库(“监司新造贮用宫御”第6至7行)。任命的同时,还赐给他带花边的黑色丝质礼服(“玄衣黻纯”第7行)、赤红色的围腰(“赤市”第8行)、拴着红丝带的玉璜(“朱黄”第8行),以及旗帜和马具(“銮旂、攸勒”第8行)等。颂向天子行跪拜大礼(“颂拜稽首”第9行),并献上玉璋表示感谢(“返入瑾章”第10行),事后铸造了颂簋、颂鼎和颂壶,用来祭祀亡父龚叔和亡母龚姒(“用作朕皇考恭叔皇母恭姒宝尊簋”第11至第12行)。铭文中“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第10至11行),意思是感怀天子的美德,它和末尾“子子孙孙永宝用”(第15行)的辞句,常见于周代的青铜器上。


从书体艺术上讲,颂簋的铭文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都成列成行,布局整齐,字也写得很规范。特别是从字的大小均匀,笔划的粗细一致,起笔停笔不露锋芒,笔划转折处作圆弧形这几个特点看,都是西周后期的风格,它和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那种字的大小常不相同、起笔收笔多尖锐出锋、笔画转折处多作方折的所谓波磔体的青铜器铭文有了明显的区别。颂簋上的这种铭文是金文最成熟的形态,是西周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

颂簋、颂鼎和颂壶是西周中后期一位直接受到周天子册命的官员于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所铸的一组青铜器,其出土时间当不晚于嘉庆年间。因其制作精美,又有长篇铭文,自问世以后,便广受金石学家的关注,遂散于各大家之手。其中刘喜海所获之颂簋,先后转归李山农、丁树桢之手,最后入藏山东省博物馆(现称“山东博物馆”),不仅流传有绪,而且品相甚佳。其多达152字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收录在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索》、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周金文集成》诸书,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尤其是西周的册命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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