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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里的中国艺术

来源: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作者:管理员发表时间:2017-09-20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难说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投射在现实之上的想象建构。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于中国的向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

  从13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 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并非我们如今通常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它是一套以外部视角想象中国、解读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

  英国剑桥学者、艺术史学家休·昂纳(H ugh H onour)在著作《中国风》里,通过寻找“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全面解析了“中国风”这一概念。

  昂纳说:“本书是为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人而写的: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同时又想知道,我们称之为‘中国风’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段话旨在阐明写作目的,至少包含两个要点:第一,这是部艺术史著作;第二,中国风是欧洲风格而非中国风格。昂纳更进一步说,“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昂纳的首要任务必须说明,在欧洲,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很早以前,波斯商人沿着丝绸古道带来了隐约的风声和耳语。13世纪之后,西方人逐渐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大量启发,卡尔维诺称之为“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中获得启发一样”。在马可·波罗天花乱坠的叙述里,中国有着宏阔伟大的都城、金碧辉煌的宫殿、繁花修竹的园林、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以及围绕着丝绸、瓷器、茶叶的有品位的高雅生活。

  关于中国的观念、神话或想象,经由马可·波罗的成功阐发,以一种强韧融溶的方式混淆现实,赋予现实比其所指更丰富、更复杂,也更扭曲的内容。事实上,它们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可·波罗是重要的引介者,所有这类作品都不能不提,且多半要将马可作为切口。比如,史景迁的《大汗之国》。

  史景迁说,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很多欧洲人从未去过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诗歌、小说或者艺术的形式来倾诉他们对中国的热爱。英国兴起饮茶风尚,法国大造中式园林,西葡皇室钟爱丝绸,中国商品纷纷涌入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基于中国的广受欢迎,加上当时喜好模仿中国文化的风气,受影响最深的法国人,就为此现象取了“中国风”(C hinoiserie)这个名词。

  昂纳的《中国风》与史景迁的《大汗之国》,在写作上形成了相互印证。它们在时间起始上是一致的,从蒙元时期的中国开始讲起,至19世纪末结束。从内容的安排上,昂纳是以一个章节阐述“神州幻想”,史景迁则更加充分铺陈,用了全书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史景迁描绘“中国风情在法国”、“中国风情在美国”,昂纳则极力刻画“巴洛克式中国风”、“洛可可式中国风”、“英国洛可可式中国风”、“中英式花园”。

  两部著作的不同点也很明显。史景迁做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他将重心放在法国和美国,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思想史的变迁,法、美两国在这段时间里正处于动荡巨变、思潮叠涌的时期。昂纳的《中国风》则集中力量做细部的研究,侧重艺术领域的衍变,并且他的读者群设定为英国民众,因此他重点讲述英国的“中国风”的变化发展。

  英国人热爱红茶举世闻名,形成这一风气,和17世纪的英国王后凯瑟琳·布拉甘扎有关。布拉甘扎原来是葡萄牙公主,她的嫁妆里包括一箱子的茶叶。凯瑟琳王后常常“在小小的杯中啜茶”,她身材苗条眼睛明亮,仪态万方举止优雅。东方的茶取代酒精,变成了宫廷时尚,随后传播到时髦的上流社会,到了后来成为中产阶级的饮品。英国浪漫诗人埃德蒙·沃勒为此写诗:“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和一种美妙的仙草,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可见,凯瑟琳带来的中国红茶是多么受人欢迎。

  除了茶叶,制造“中国风”的元素还有哪些呢?“中国风”的潮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巴洛克式中国风”和“洛可可式中国风”。最初劲吹者都是法王路易十四。太阳王的艺术品位有点类似我们的乾隆皇帝,喜爱一切红艳艳金灿灿亮闪闪的东西,刺绣的丝绸幔帐、真漆柜子、金丝细工饰品、特列安农瓷屋……通通得他欢心,富丽堂皇且富有异国情调。到了18世纪,法国人对表象的华美追求有所退潮,东方设计的奇特和变幻莫测开始受到推崇。《中国风》书中呈现了一系列法国艺术品,比如华托创作的版画《中国皇帝》、于埃的“猴子”系列装饰画、布歇的挂毯《中国集市》等等。它们代表了法国人的中国想象,但它们其实与中国的传统美学毫不相干。

  欧陆的这股风越过海峡吹到了英国。“到处都是鸟和花”,这就是当时的时尚,除了在装饰艺术方面受到的影响,英国也自有其特色,比如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些中国题材剧作。《中国孤儿》(改编自《赵氏孤儿》)不再凄怆深沉、思辨人性,而是充满了夸张的人物动作和神态的更加戏剧化的“大戏”。宝塔和凉亭耸立在英国的庭园里,周围没有远山近水层峦叠嶂,而是修葺整齐的平坦的草坪。它们是居留外地的异乡人,不管多久,与周围环境始终有一种尴尬的隔阂。

  当马戛尔尼在1793年到达中国,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祛魅的文化,他不得不丢弃所有的神话与记忆。这对于马戛尔尼、对于中国人,其实都不是令人愉悦的过程。18世纪如此特殊,欧洲和中国都站在十字路口。马戛尔尼的访华经历,熄灭了欧洲几百年的中国热,结构性地坍塌之后,在即将步入的新的纪元里,东风和西风势必造就新的混沌。

  《中国风》的最后章节,介绍19世纪晚期日式潮流的兴起,似乎与中国并无干系。日本艺术引入了新的材质,提供了新的审美趣味。浮世绘、漆器、根雕,它们仿佛更精致,更玲珑,更值得赏玩。“借助日本智慧———即欣赏一切成就美好和健康的事物———我们可以寻找那片圣土并走近它……”葛德文如此推崇日本,他因1868年设计的一批日式家具而被英国人认为是日式潮流的引领者。这句话的语气和语境让人感觉熟悉。伏尔泰在《论荣耀》里就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有关日本艺术的介绍不是闲笔,而是体现某种共性的命运。在审美的世界里,想象如此具有诱惑性,以致人跟物跟远方之间,丢失了素朴的真貌,指向物的纷杂理念,以一种赋魅的形式,让此物成为彼物,很少被抵达,很多被错置。至于历史,如同艺术,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人造物”。中国风的出现,中国风的衰落,它并不意味着美的走失,更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断流。我们总是在“想象和误读”之中,不断重建新的认识。

  (林颐 自由撰稿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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